哆嗦å梦

早年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的关系，尤其是萨特同加缪的分歧，更尤其是如今阿尔及利亚的现状，对于理解西藏的未来值得借鉴。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unicornblog/14637.html

朗道说：
The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of a given subsystem does not depend on the initial state of any other small part of the same system, since over a sufficiently long time the effect of this initial state will be entirely outweighted by the effect of the much larger remaining parts of the system. It is also independent of the initial state of the particular small part considered, since in time this part passes through all possible states, any of which can be taken as the initial state.

如果人类也能这样，那也不需要人权宣言来宣布人的平等了。

本来想说，中国如果有朋克的话，地下婴儿无疑是最好的。再一想，我既不了解他们，也不了解别人，听歌算了。

几公斤蔬菜

我知道为什么叫no country for old men了。

借用博尔赫斯在德意志安魂曲里的话说就是
一个毫不通融的时代如今笼罩着世界。
造就这个时代的是我们，已经成为时代牺牲品的我们。
重要的是让暴力占统治地位
让天堂存在下去吧，即使我们的去处是地狱也无所谓。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请欣赏地下婴儿为您带来的歌曲再来点儿。

如果不是看到科恩兄弟的名字，我几乎误以为这是一部讲述社保纠纷的电影，而因此错过。事实上，我没有错过。

看过影片，再看胡老师的评论，正像他认为肖深刻的旧书不见得多好一样，赎罪在老无所依面前也失去了分量。赎罪更像是一篇凑足字数的作文，一个过几天就会被忘记的结论被作者巧妙的安排在了最后。相比之下，老无所依虽然讲的是别人的命运，但是这个命运黑暗、强大、自始至终，从头到尾压迫着观众的心理和感官。我想很少有人会在结束的时候感到如释重负，相反，说不定有人还会在短暂的将来举轻若重。

杀手Anton说自己和那枚掷出的硬币同样的来路。这一下子把一个正不胜邪的犯罪事件上升到命运的黑暗的层面。Anton合乎逻辑的做着荒谬的事情，冷静、克制、无情甚至是一丝不苟的履行自己的“使命”，如果说一开始的起因是钱，但是钱的作用随着剧情的发展，不断在目的中隐退。Anton有他自己的逻辑。他就差把自己形容为命运了，不过那么一来电影的深刻程度会立刻降格到流行哥特或者暴力动画片的水准。导演深知这一点，永远使用象征的手法，真相一旦被直接说出，就会因为失去想象的空间而丧失力量。当Llewelyn坐在门对面的床上等待开门的时候，我很想让他坐偏一点。但是他注定要被门栓击中，因为他从没见过类似的事情，虽然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已经多次发生，几乎是必然。Llewelyn是一个不去寻求帮助的人，最后仍然难逃不幸。故事为Anton的每一次出现安排了巧妙的合理性，即便如此，合理性之外另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原因，以至于在各种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观众仍然知道他一定会适时出现，别无选择。为了把悬念和心理的承受能力推向极致，Anton甚至玩起了概率论，他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强制执行者，所有不合规则的想法也都将出局。无论是出于勇敢还是怯懦。

影片结尾突如其来的车祸，我以为Anton将会丧生，给观众一些侥幸的希望，让命运之手也对他扔一次硬币。但是他活了下来，并理智的避开了眼前的麻烦。

到最后我也不明白，片名为什么叫no country for old men。老警察几乎游离于关键剧情之外，他的睿智仅仅表现为无可奈何和不做无谓的蠢事。相比之下，赎罪是多么直白。就像一个打乱顺序的句子，当人们重新组合并理解之后，记忆中保留的将是那句合理但有些平庸的话。

看完赎罪，再去看活生生胡大师的点评，不得不感慨他过人的解析能力，而且是在不能回放的影院看的。不过他似乎不太关心人物的性格魅力和表演的艺术感染力，的确，这是一部构思巧妙的电影。或者应该说是构思有余，其余都不太足。你可以说是口味不同，这个理由放之四海而皆准。

老无所依我还没看，出于对科恩兄弟的迷信，我在看的时候会往好处想。事情就是这样，当我看完一部戈达尔的电影而一无所获的时候，我想的是电影不错，只是我不太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我仅仅是被电影人物的举止和谈吐所吸引，这令我相当着迷。所以，当我对一部电影评价不高时，原因往往也在于此。

下面引用一下胡老师的原文，来梳理一下影片的羽毛。

关秦会

几年前，我读到朋友火车在他如今久已荒废的博
客上写的一种现象：一届影展来了两部力当伯仲
的好片，既生瑜何生亮，其中一部会被涮下去。
如果把它放到上一届下一届或者任何其他一届影
展上，或许都能稳拿大奖，可惜生不逢时，就像
足球运动员遇到齐达内，篮球运动员遇到乔丹，
摄影师遇到CGX，革命家遇到毛泽东，冠军只有
一个，永留青史只有他。
火车举了个例子：肖申克的救赎，知道它为什么
没拿奥斯卡吗？查查1995年的最佳影片是什么？
你不会再为它喊冤了——是阿甘正传。
当然，我并不觉得前一部片子有那么好，值得
人们喊冤。2008年，势均力敌的两部影片来了：
老无可依 VS 赎罪。美国人搞平衡，一个拿奥斯
卡，一个拿金球。
这两部出色的电影甚至有一个相同的疑似缺陷：
为了追求艺术的完美，以及打击观众的效果，导演不惜破坏作品结构的平衡。
在老无可依中，为了嘲弄正不胜邪的现实，也为了嘲弄有俗气的阅读习惯的观众，导演在精心排完紧张对峙、英雄气质、暴力美学的前半部分之后，安排了讽刺、狼狈、尴尬的后半部分。前后结构是不平衡的——并不能因此低评本片的艺术水准，一个艺术作品非得是平衡的吗？但是观众至少可以质疑：前半部分的英雄气质和暴力美学过于华丽和细致了，在浪费和故意愚弄观众之中，至少有一种嫌疑可能成立。

同样的，在赎罪中，老女作家的出场——堪称电影史上一个经典，也是本片故事情节和艺术评价的转折点。她出场后，观众一下子读明白了整个故事的深意，也读懂了导演处处用心的不凡功力。但所有此时的赞美都是此前的缺憾——在老女作家出场之前，那些导演用意甚深之处，恰恰会被观众觉得是败笔或者破绽。至少我一直在嘀咕，这一段如果是我来拍，一定会比他更好。知道片子演过六分之五之后，才晓得刚才的嘀咕是多么浅薄可笑。

问题是，如果观众一直在看败笔的情绪中度过前六分之五，然后才在后六分之一部分推翻自己的看法，转而盛赞导演不已——这是合理的代价和转变吗？

这两部电影都欲以文载道而因文害意了。这是问题吗？未必是，任何一个出色艺术家都必须面临这项取舍，这是“文”之所以为文。

很傻很天真

赎罪在美国的票房就不如老无可依，在中国尤甚。深圳嘉禾N个放映厅一天只赎两次罪，我走进七号放映厅里，大厅空荡荡，两三点雨山前，七八个星天外。

我们看赎罪一定会有阅读障碍，赎罪是彻头彻尾的西方文化。东方式的阅读是：一个13岁女孩，一意孤行地坚持自己的幻觉，导致了一系列灾难——金庸的小说中也经常有这样一个人物，我们称之搅屎棍，总是有力地推动情节发展。

导演数次打乱时间流，这手法一点也不新鲜，说故事的过程中，发现观众可能不了解背景内幕，便时不时得用前面发生过的事情来解释。但这一次有一点点不同，每一次时空穿梭，故事都是在真相或可能的真相与谎言或幻想之间进行切换。

我说真相或可能的真相，是因为这部电影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旁观者来讲故事。在前六分之五，似乎确实有这么一个客观的旁观者，正当故事讲得令观众心烦意乱时，老女作家驾着五彩祥云到来，观众惊讶地发现，前面的内容可能——可能全是老女作家小说中的叙述，幻想诚然是她的幻想，真实也可能只是她最接近真实的幻想而已。

罗比母亲的慈爱可能只是小说细节描写需要，罗比与西西里亚的争执与性爱是小说家应有的想象力，罗比出征前与西西里亚约会，敦刻尔克大撤退，哦，全是她跟他的战友打听来的——所以西西里亚乘上电车走时，罗比照例要在后面跑啊跑。



我说谎言或幻想，是因为谎言和幻想确实很难分得清楚。如果把谎言和幻想看作同一种东西，这部电影就容易理解得多：1、布莱奥妮用谎言将罗比送进了监狱，2、布莱奥妮用谎言向姐姐忏悔，3、布莱奥妮用谎言来赎罪，祝福逝去的灵魂，弥补人世间的痛苦和不安。

佛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赎罪和犯罪并不是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否则人世间绝大多数故事都会变得简单：从人性向神性飞跃。但人终其一生还是人。

人很容易原谅自己，很容易替自己辩护，“从前很傻很天真”。布莱奥妮从头到尾都没有承认：她的罪来自对罗比的爱慕和对姐姐的嫉妒。她对罗比可不是无性的、纯洁如水思慕，记得这个镜头吗？她在树林里发泄地抽打花草——这是青春期性苦闷和嫉妒的爆发。强烈的感情导致严重的行为，所以她对姐姐的嫉妒就可能演变成不负责任的恶毒。



布莱奥妮13岁时可以不为自己负责任，但她已经将一个无辜的人送进监狱里，18岁呢？80岁呢？

布莱奥妮在忏悔过程中一直试图替自己分辩：她描述了自己的忏悔有多么痛苦（既然我如此痛苦，就有权获得宽恕）。在幻想中，她当面向罗比道歉，而罗比是如此无视她的真诚，一下子变得暴躁狂怒，并试图攻击她；姐姐安抚罗比时，无视她的存在，用赤裸裸的热吻让罗比安静下来；然后，罗比还不依不饶地跟她谈条件——“可是，罗拉已经和马歇尔结婚，即使我承认自己作伪证，即使我向父母和法官说明这一切，也不能改变一切啊！”布莱奥妮内心呼喊道。

导演刻画了许多细节来表现布莱奥妮复杂矛盾的心理，还埋下许多暗示。例如，当布莱奥妮离开姐姐和罗比的房间后，第一个镜头竟然是从窗外看到西西里亚和罗比热吻，然后镜头移到墙下，是背对着他们的布莱奥妮。不知您看到这个镜头时，有没有和我一样，觉得古怪？后来才会明白，原来导演大有深意，这视角并非来自一个客观的叙述者，而是来自布莱奥妮的内心深处，来自她的幻想。

这很容易让我想起大卫·林奇的名作《穆赫兰道》，电影一开始游移晃动的镜头，姨妈和衣服亲切而古怪的笑容……，都会让人觉得古怪。看到后来，原来都是在女主角的梦境啊，方觉一切都顺理成章，真实自然，不禁叹服导演的功力。

我们换个话题吧


赎罪看到护士们抢救从敦刻尔克撤退回来的伤员那一段，触目惊心的场面让我不禁叹息：现在的导演功力不足，一味在镜头写实和暴力上下功夫！当然，这一切最后都被一个反复倒带中出场的老女作家改变了。



影片的最后，西西里亚和罗比住在白墙蓝瓦的海边别墅中，散步时与海浪一起嬉戏，远处的大斜坡绿草如茵，宛如指环王的仙境。如果这不是个有美好结局的电影，至少也是一个以美好结局的电影。这看似俗套中有大不俗套，这一幕还是延续了布莱奥妮的赎罪心理，她把姐姐和罗比想像得幸福一些，自己内心的罪感就减弱一些。当然，这也与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有关：命运太过残酷，需要给十几秒钟美好镜头，让人们于痛苦中得见一丝希望，舒一口气。

西西里亚收到布莱奥妮的信，知道她不去剑桥，转而当了护士报效祖国——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它发生于西西里亚送别罗比出征，出自西西里亚之口。这是在敦刻尔克撤退的六个月之前。第二次，它发生于布莱奥尼当实习护士的自述中，是敦刻尔克撤退三个星期之前。

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这是布莱奥妮第一次向姐姐表达愧疚和忏悔之意。可惜，时间错乱了，要不是客观的叙述者错了，要不是老女作家错了。可惜，依照艺术的游戏规则，作家可以错，客观的叙述者不可以错，因为它代表事实本身。老女作家让罗比在出征赴死之前见到了西西里亚，拿到白墙蓝瓦的别墅照片，心中有个盼头。也让一对惨遭冤狱之苦的乱世鸳鸯一相逢，好胜却人间无数，让观众心中也有个盼头。可惜，她埋下暗示：这一切是可能出错的，并没有一个客观的叙述者，一切都是我虚构的。

赎罪和老无可依一样，把命运和人世的残酷毫无保留地展现给观众，反复玩味。老无可依尽情嘲弄了观众对命运抱有的侥幸心理，以及基于这种侥幸心理衍生出来的虚伪美学。赎罪也是这样嘲弄了一番，但是是以英国人特有的含蓄方式，并且在最后拿来一匹轻纱，说：人生太黄太暴力，咱不看了，好不好？

老无可依如是说：人生如此绝望，何不以之取乐？赎罪如是说：人生如此绝望，我们换个话题吧。

老无可依看似最悲观，实则持有没心没肺的乐观主义态度。赎罪看似给人一丝乐观，实则是基于最彻底的悲观主义态度。

昨天我去沃尔玛换机油。一个有些胖的黑人过来招呼我，他身后跟着一个和他相仿的妇女。我说我要换机油，他说“你等一下，马上过来”，然后就径直走到远处一辆车附近和那个妇女说起来。我在椅子旁边站了一会，他还在和那个妇女说话，我就坐下来。当时我正思索一些没有结果的事情，时间对我并不重要。我看到有麻雀从金属的箱子下面钻出来，又钻回去；有人在我面前走过来走过去，甚至有一个大概是修车的黑人，路过我的时候说了句“How r u doing”。那时我正低着头，抬头看到他的附近并没有别人（也许是对我说的），就回应了他。他也并不扭过头来看我，我想到没有期待的问候，继续低头等。

不知道过了多久，那个叫我等的黑人过来了。他说久等了。我这才注意到他的面目，有一点亲切。“除了换机油，我还想换轮胎”，边说我边指给他看两个前轮，我接着问“是改换了吧？”。“呃……你要去旅行么？”“不，我开车不多”“那你不用急着换，过段时间再说吧”

买完东西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机油没有换，我的车下面漏了，需要去别处修。我准备付钱的时候，他说不用了。

法制就两个字，但真正做是很复杂的事儿。全世界能够走上法制的国家少之又少，像印度是个民主国家，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个法制国家，它打个官司要十几年，那就等于没有法制，这个官司有什么用处？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所以，印度这样的民主还不如没有。我们没有民主，但是我们比印度搞得要好，经济搞得好那关系就太大了。印度还有人挨饿，马路上有要饭的。中国也有乞丐，但他不要饭，要钱。北京的乞丐你给他个馒头他才不要呢，印度的乞丐他就是要饭、要吃的。你知道什么叫要饭吗？就是肚子饿。新德里就有饥饿的问题，但中国没有饥饿的问题，这当然大不一样。印度我去过两次，我觉得印度比中国差得太远了：它有民主，但它这个民主发挥的是民主的坏处，没有发挥什么好处，它没有解决民族、宗教这种纠纷。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印度没有这种方式，它只有表面的选举。结果，原先打的今天还在打。你看印度的暗杀，从甘地开始，甘地、尼赫鲁的女儿，一个接一个地被暗杀。我们民国初年也有暗杀，以后就没有了。文革整死那么多人，也没有暗杀过。现在，执政党内无论怎么分歧怎么矛盾，但不搞暗杀。因为一旦搞暗杀就不得了，我相信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这个世界不能破坏。斗归斗，下台就平平安安下台，赵紫阳下台也还活到了 90来岁，这些都是进步。从中印差异来看，我想强调的是：经济的进步是最重要的，有了经济的进步，它就会推动老百姓想民主、法制这些问题，否则，肚子没吃饱，你想什么呀？首先想肚子。

——茅老

这番话要是给吴敬琏老师看过，一定会被批成筛子。Basically，普通民众想理解民主法制太难了，知识没体系，学习不系统啊。

看完电影之后，我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主人公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是做字幕的人的疏忽，还是影片确实如此，昨天我提到的路易就是主人公，这是我从网上的介绍里看到的。路易，这个名字音节太少，尤其是辅音太少，读起来不能尽兴，甚至比较扫兴。

路易为什么先是坚持要走，然后又留下来呢？显然，下雪不能算一个很好的理由，他自己也不会这样认为。诱惑呢？他难道不是从一开始就在心里抵御了么？还有，他一开始裹着毯子睡在沙发上，后来怎么跑到床上去了？难道是因为冷么，抑或是因为沙发不舒服？可是他在床上裹成僵尸的样子也很蠢啊。总之，故事的发生虽然合理，但是有些低级，也正因为如此，只有一个法国文艺片导演指导下的优秀法国演员才能把这些硬伤活生生的白璧微瑕过去。话说回来，一个什么也没发生的晚上，不仅被主人公念念不忘，甚至成了电影的名字，不得不说，我似乎错过了一个对别人很重要的人类情感。更高烧的分析表明，正是这些遗憾的内容，构成了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合理性。

一个致力于自我完善的天主教徒，如何在不经意之间玩起了冷暧昧，并且美妙的自称是对自己的考验呢。与其说是影片开头揭示的一个道理，不如说是法国人的个性使然。
开头说，人们去做一件只有20%合理性的事情，因为这件事能够验证他的生活和行为，而其他的选择虽然有80%的合理性，却让他失去他的生活。因为利益和潜在的利益是无限的。

一个普通人，想要学贯中西太难了，顶多也就是学贯西。